武汉一女子七天被骗220万
01【武汉一女子七天被骗220万】
武汉市民孙女士是一名个体经营户，打拼多年攒下不少积蓄后，决定把这笔钱拿去投资。今年3月，在一名网友的推荐下，她在一款理财app上投资了几千元试水，因赚了不少而且还能顺利提现，孙女士一时放松警惕，分几次向这款理财APP里，投入了220万元。让她没想到的是，这些钱刚投进去，行情就急转直下，不到7天，就亏了220万元，等到她联系网友询问情况，发现对方失联后，才意识到被骗。
02【男孩偷十块钱被爸爸送到派出所】
9月17日，湖北十堰，一名小男孩偷了10块钱，被爸爸送到派出所。“你犯任何错误，爸爸妈妈都不会包庇你，原则性的东西我们不可能让你去触碰。”爸爸称，儿子连续偷了两次，中间收拾了一顿根本没用。民警对小男孩进行劝导，并和其击掌，许下男子汉的约定。对此你怎么看？
03【花呗将接入央行征信系统】
近日，有多位花呗用户向记者反映，收到“花呗服务升级”提示，显示用户需签署《个人征信查询报送授权书》，同意授权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查询/报送相关信息。花呗方面回应称，在用户授权的前提下，花呗的相关信息会逐步纳入征信系统。保持良好的使用习惯，不会影响征信记录。
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表示，一旦花呗接入央行征信系统，意味着个人用户在花呗的借款和逾期、违约信息，将进入央行征信系统，若有违约、逾期等行为会对用户未来的大额贷款如房贷、车贷产生影响。不过，在不逾期的情况下，对于用户来说不会受任何影响。
04【男孩因为熬夜导致突发性耳聋】
最近，广西一名16岁的男孩因为长期熬夜玩游戏导致突发性耳聋。医生介绍，突发性耳聋的发病趋于年轻化，很多人长时间使用耳机，生活也不规律，甚至熬夜，都增加了突发性耳聋的风险。一般来说，突发性耳聋可以治愈，但是如果治疗不及时，有可能变为永久性感音神经性耳聋。
05【深圳一小孩中秋节被父母锁车里一天 街道办：送到医院时已无生命体征】
9月21日，网曝深圳一名小孩被父母锁在车里一天，在宝安区沙井人民医院抢救室内抢救，情况不容乐观。知情人称，医生告诉家属要接受现实，救活的希望不大，但他们一定会尽力。22日，沙井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表示，确实有这么一回事，孩子已经死亡，医院称孩子被送到医院时，已没有生命体征。
引发网友热议：
父母失去孩子，一定非常悲痛，但法律不该因此缺席。如果是别人家的孩子被锁在车里身亡，法律一定会追究锁车人和车主的过失致人死亡罪，那么因为是自己的孩子就可以不追究吗？作为孩子的监护人，父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因自己明显过错给孩子带来伤害乃至死亡的，该追究法律责任。
06【女生不允许男生坐电梯】
9月23日，一则北师大混住宿舍男女生因乘坐电梯问题群内争执的帖子引起热议。据流出的聊天记录显示，该宿舍男生住在低层楼，一名女生在群内称洗澡后觉得尴尬，希望男生未搬运重物时不要乘坐电梯，此言论遭到部分男生反对，随后群内发生争吵，甚至有人语言攻击。学校公寓服务部表示：已关注到此事，领导正连夜开会解决此问题。
07 【十一期间北京环球影城人均消费三千元】
从昨天起直到9月30日，北京环球影城的门票价格均为638元，国庆假期前六天，门票价格上浮至最高一档的748元；且10月1日门票已售罄，随后三天门票余量也已不多；根据估算，十一假期来环球影城打卡的游客，人均消费在3300元左右；而在非黄金周时段，人均消费预计在2500元左右。
08【教育部：超7700万学生参与了课后服务】
2021年秋季开学已有三周，“双减”落实成效如何？据教育部通报，基础教育“双减”工作监测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22日，全国有10.8万所义务教育学校（不含寄宿制学校和村小学）已填报课后服务信息，其中96%的学校提供了课后服务；有7743.1万名学生参加了课后服务，学生参加率85%，其中有71.2%的学生每周5天全程参加；534.5万名教师参与课后服务工作，占这些学校教师数的86.2%，另聘请了20.6万名校外专业人员参与课后服务工作。
网友热评：
支持延长时间，不过也要提高老师的待遇。
课后服务说白了就是课后托管，五百多万得教师跟着被迫营业，虽然托管给老师费用，如果是班主任的话，每天的工作时间增加更多，还有班主任也是父母，陪自己孩子的时间也随着变少了，舍小家为大家，不知道这种一刀切课外辅导班的政策能否经得起时间的推敲。
新问题出现了:孩子延时课下课已经是五点四十，户外时间严重不够，眼轴发育快近视风险大增。
这是要求全民加班吗？
09【马斯克对年轻人的4个重要人生建议】
埃隆·马斯克在南加州大学商学院的5分钟毕业演讲，他将自己对工作和人生的思考总结为四个要点：1.努力工作，别人工作50小时，你就工作100小时；2. 和自己尊敬的人一起工作，向他们学习；3.不要人云亦云，做事专注于重点；4.趁着年轻还不用承担责任时，去冒冒险吧，做自己想做的事！
10【人大代表建议取消农民工称谓】
针对人大代表提出的“政府倡导各方媒体在宣传上，不使用‘农民工’等歧视性语言，让业者有尊严，并出台政策，提高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就业者政府主导评分积分体系权重”这一建议，9月17日，深圳市人社局发布答复函，称“将结合深圳实际，引导新闻媒体多使用‘来深建设者’表述，并指导督促本地媒体加大对来深建设者宣传力度。”
细心的人会注意到，深圳市人社局的答复函尽管十分严谨周密，小心翼翼，似乎生怕因为言语上的不慎而冒犯了农民工。但地方劳动主管部门的政策善意，似乎也仅限于加大对农民工所做贡献的宣传力度，提高知晓率和影响力，而没有更多的实惠。
这当然让人失望。不叫“农民工”，改称“来深建设者”，貌似高大上了，可实质上又有什么改变？农民工社会地位低下，很难分享城市公共服务的尴尬处境，不会因为一名之改而发生变化。至少就目前而言，农民工群体需要政府、社会关切的，并非改名，也不是加大宣传力度，而是一些切切实实的政策举措。
其实，是不是叫“农民工”，对于农民工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社会真正重视这个庞大的人群。特别是，在劳动力红利正在衰减的当下，如何关爱农民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关注老年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二代等；如何打通输出地与输入地公共服务，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迫切的问题。这些问题一天不解决，相关的困扰就一天不会解决，而累积日久，必然会成为发展的巨大障碍。
“农民工”称谓的存废，不在称谓本身。与农民工浮萍一般艰难的生活现状相比，叫这个还是叫那个，并不重要，也谈不上歧视不歧视。“外来工”、“农民工”、“流动工人”，都无非是一个名号而已。比“名”更重要的，是千万亿万实实在在的人生。
当下，在“农民工”的问题上，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从城乡统筹发展的高度来考虑问题，是将农民工纳入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是让劳动者得到应得的社会美誉。城市要开放门户，真诚地接纳农民工扎根下来。一句话，只要制度、政策上的障碍消失了，至于农民工这个称谓会不会消失、什么时候消失，反倒无所谓了。